철학과 문화 13집

ㆍ철학과 문화 13집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点介绍ㆍ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点介绍

岳 明  君*

* 중국 인민대학교 정치학과 교수

马克思主义源出西方世界，却在东方社会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它是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物，却指导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它是众多西方学说中的一种，却在社会主义中国享有无上的地位和尊崇，反过来也影响了世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观感和认识。为什么？基于此，有必要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入传播及其发展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作一简要介绍。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入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本人针对当时英国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写过很多文章和评论，但那时候的中国人对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一无所知。直到半个世纪之后，在深重民族危机的压迫之下，为了寻找未来中国的出路，马克思的名字和学说才伴随着众多西方社会和政治学说被引介到中国。

就现在所能查到的文献资料来看，马克思的名字最早在中文报刊上出现，是在1899年，在上海广学会创办的《万国公报》上2月和4月第121号和123号登载的一篇名为《大同学》的文章中。此文是英国进化论者颉德（Bengamin Kidd）的著作《社会的进化》（一作《社会演化》）前四章的译文，由李提摩太（Richard Timothy）节译、蔡尔康撰文，文章的第一章和第三章都简略介绍了马克思及其学说；同年下半年即出版了全书的中文单行本。此书鼓吹基督教救世，并不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但确为中文书刊中较早提到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社会主义学说的著作。书中有六处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万国公报》是由当时在中国居住多年的西方传教士林乐知（Allen Young John）、丁韪良（Martin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艾约瑟（Edkins Joseph）、李提摩太等人创办的中文刊物，在当时影响极大，光绪皇帝也曾有订阅；它虽无意于传播马克思主义，但在介绍基督教救世教义和各种西方流行的社会主义学说时，也不免夹杂译出了一些有关马克思的言论与学说；其介绍虽然简略，但就其介绍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互相对立、进行斗争的思想来说，还是大体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尽管它错误地将马克思的学说归于“讲求安民新学之一派”，仍不失为中文报刊上谈论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最早记载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学术界一般以1899年登载于上海《万国公报》的李提摩太的两篇译文作为中国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资料；1987年9月16日，学者张铨亚在《光明日报》上撰文（《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指出，马克思的名字最早在中国出现，是在1898年夏上海出版的《泰西民法志》一书中。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一些著作采用了这个观点，这就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引介的时间提前了一年。这一观点并没有引起多少争论和异议，但多数学者仍然采用前一种观点。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进入20世纪，随着留学生的增多尤其是留日学生的增多，对于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介绍也逐渐增多。由中国人自己撰文介绍马克思主义，始于梁启超。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8号发表文章《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其中提到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文中作：麦喀士之社会主义），认为它是“德国最占势力的思潮之一”，并指出，“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服”。1903年，梁启超又发表《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再次介绍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认为它是“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并将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的要义概括为“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原泉”，批评当下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之者也” 《新民丛报》第46、47、48号合本，1903年。。较之李提摩太，梁启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评介无疑是大大前进了一步；但梁氏之意并不专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且更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比附于中国传统社会的井田制等，反映的是社会改良的旧梦与设想。而东渡扶桑的莘莘学子，如马 君武等人，则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新思潮的宣传内容之一，大力译介。同在1903年，由中国留日学生浙江同乡会编辑、在东京出版的《浙江潮》第2号上，发表了署名“大我”的《新社会之理论》一文，同样提到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文中作：埋蛤司，为Karl Marx之音译），欢呼社会主义已经“披靡欧美，为雷奔电掣山摧海啸之奇观”。一度被看作社会主义学说的无政府主义学说，也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引为同道，在无政府主义的机关报《天义报》、《新世界》上，翻译登载了马克思主义的部分原著内容 《天义报》第15册刊登了署名“民鸣”翻译的恩格斯于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全文，这可能是中国大陆出版物中最早出现的《共产党宣言》书名；第16—19册合册中又刊登了民鸣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序文”和“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者”的全文（包括恩格斯为这部分所加的几条注释）；这可能是中国大陆第一次把《宣言》第一章全部译载。《新世界》的突出表现，是在中国大陆首次介绍了恩格斯的重要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当时翻译为《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由浙江余姚施仁荣翻译，约二万五千字，分别在第1、3、5、6、8各期连载。尽管有些译文不够准确，但基本上把原意表达出来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可称得上是富有意义的创举。刘师培、李石曾、吴稚晖等人也介绍和翻译过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部分著作。，介绍了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客观上促进了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和对资本主义本质的理解，但也造成了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与无政府主义学说的认识上的混淆，以至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爆发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三次大论战。

其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奔走欧美各国的过程中，也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孙中山曾盛赞马克思主义，希望引进社会主义，避免资本主义，毕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功于一役；长年追随孙中山的朱执信认真研究了马克思的生平事迹与《资本论》等，欲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阶级革命学说补充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学说，使之可以与孙氏主张的革命理论相契合。这些活动一方面或多或少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为以后的历史活动埋下了伏笔。如孙中山不止一次表明，他的民生主义学说就是社会主义学说；第一次国共合作过程中，改造之后的新三民主义成为国共两党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等等，原因概在于此。

事实上，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与诸多的社会政治学说尤其是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学说混杂在一起的，传播渠道的多向性（东：日本；西：欧美；北：苏俄。）决定了传播的间接性，也缩短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阐释消化过程；传播内容的实用性影响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准确理解和接受，带来了深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任务与马克思主义传播历程的曲折性；马克思的名字及其学说的一鳞半爪尽管已为少数先进人物所知，但并没有广泛传播开来，也没有出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马克思主义才异军突起，从众多的社会主义学说中脱颖而出；在李大钊等人的大力宣传和介绍之下，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及其组成部分才为中国的一部分先进分子所熟悉，其原著也开始陆续有了中译本。李大钊也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以李大钊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918.7.1）、《庶民的胜利》（1918.11.15）、《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1918.11.15）的发表为起点 一说以李大钊1919年5月发表在《新青年》6卷5号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真正传播的鲜明标志。，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真正传播。五四运动之后，在先进知识分子中间，对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阶级斗争学说、唯物史观等，兴起了传播、学习、研究、实践的热潮；较之之前的那种资料性译介，马克思主义已经开始变成共产党人现实的斗争武器和救国救民的指导思想；这是一种质的跃迁。在1920年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为主要内容；1923——1927年，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作为方法论的辩证法和辩证唯物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国情实际相结合。这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过程，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真正传播同步进行，也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必然要求。作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先进政党组织，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旗帜与行动指南；但共产党人选择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奉之为圭臬却并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条条框框。作为一个具体的理论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1938年9月29日 至11月6日 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由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 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这样表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着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具体报告时间是在1938年10月12日 至14日。（详见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58—659页）建国后，毛泽东在修改自己的文章时，将这段话改成“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二册，第534页）后来的各种材料与研究均引用后一种说法。“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涵义是一致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研究表明，毛泽东在当时所作的修改，是在外国势力影响下针对当时形势的纯粹文字修改，实质意义没有任何变动。曾有学者提出（见程中原：《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第一次提出》，《党的文献》2005年第2期），张闻天第一个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依据是张闻天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提出，“要认真地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它为中国最广大的人民所接受”；（详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709页）但张闻天的报告时间是在1938年10月15日 ，比毛泽东要晚，不足为据。；作为一个现实的斗争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民主革命斗争休戚相关，体现在共产党人自发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实际革命问题的探索中，实际上从建党之初就内在地展现出来，只是幼年时代的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达到自觉的认识和实践而已。大革命失败所带来的形势的转折与变化把这一命题以极其严峻的方式提上议事日程，由此党内出现了对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如何看待苏俄十月革命经验的原则性分歧。经历了“一次革命论”、“二次革命论”等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包括“左”倾盲动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左”倾关门主义等，合称教条主义）的错误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部分共产党人开始自觉认识到，应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先后发表了《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论》等重要文章，提出“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没有正确的调查研究，同样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等观点，最终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体现与重大成果，也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理论基础，为后来这一命题的提出并被全党所接受准备了现实条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口号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 进入更加自觉地深入了解中国国情并从事理论创造的新阶段。延安整风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空前丰硕，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及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在此基础上，中共七大确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法定指导地位，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逐渐在全党形成共识，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及核心的形成。

中共七大之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展顺利，但是马克思中国化的却提法逐渐淡出党的文献、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谈话与文章。究其原因，既是为了1948年苏南冲突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顺利发展，也是基于中苏关系中承认苏联对于马克思主义进行解释的权威地位、中国需要苏联的支持和援助的考虑，同时还有新中国准备重建意识形态、在全国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需要。因此，新中国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宣传与掌握成为理论工作的重点 尽管长期以来，党和国家并没有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是始终强调，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实践相结合，实际上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写了一篇广为传播的《〈毛泽东语录〉再版序言》，提出一个新的定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的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把这一定义写进中共九大党章。这一定义的科学性姑且不论，它事实上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态度和立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一定义被否定和摒弃。。进入新世纪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被理论界广泛引用，成为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而基于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新时期的发展与创新以及防止把在实践中探索成功的经验夸大为全世界普遍适用的真理的需要，党和国家重新提出和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共十三大和十五大政治报告中，都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产生的两次历史性飞跃进行了论述；江泽民在纪念建党八十周年的讲话中，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讲话中，也都使用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意在寻找适合中国特殊条件的社会主义的独特发展道路。2004年中央3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第一次提出了“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任务；《中共中央关于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重点工程的意见》的颁布及其贯彻落实的一系列举措，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指导地位及在新的历史高度上创新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紧迫任务。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涵义与定位

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两层含义：从形式上讲，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成为指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也就是要求根据中国的民族特点，运用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来深入浅出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阐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政策；即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通俗化和实践化。这种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又完全是中国的东西。从内容上讲，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揭示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并把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加以科学总结和概括，使之上升为理论，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而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即马克思主义具体化与具体经验马克思主义化。这种观点曾在学术界取得广泛共识，直到今天依然有很多学者坚持这种见解。但这种解释失之笼统，且有明显的政治思维模式倾向，故而近年来，不少学者尝试从新的视角解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出现了诸多争论与分歧。

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有一个含义，就是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于中国的国情即中国的实际，并使之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 杨奎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一种观点则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三层涵义，即“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国化、运用的中国化和创新的中国化” 汪青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或三方面的内容，曰立足于中国实际、带有民族特性、有新的理论创造，即将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新鲜化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张静如、鲁振祥、杨胜群、韦志兆等分别撰文说明这一观点。详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毛泽东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讨会纪要》，《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9 年第1 期；张静如、鲁振祥：《抗日战争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人民日报》1995 年7 月25 日；杨胜群：《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点认识》，《学习导报》1999 年第2 期；韦志兆：《与时俱进　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广西公安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 年第4 期。雍涛、蒋国海等人则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三层意思，一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内容上的实际结合与理论创新，二为形式上的中国民族形式，三为动态上的长期发展过程；只要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没有完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就不会终结。详见雍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毛泽东思想研究》2000 年第6 期；蒋国海：《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个问题》，《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1 期。。一种观点主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多重涵义，除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之外，还包括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与中国思想界诸思潮的关系，以及西方现代化运动与中国现代化选择的关系，等等 何萍、李维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一种观点则主张，把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区分为政治层面的中国化和学术层面的中国化，防止以政治层面的中国化代替学术层面的中国化 许全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若干新思考》，《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4年第1期。。有的学者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归结为“两合”问题，即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相融合，意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会贯通 张瑞堂：《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反思》，《广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8期。。也有学者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含义总结为“两化”问题，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民族的文化特质、思维模式、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结合起来，使之民族化；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使之操作化、行为化；以前者为前提和基础，以后者为延伸和目的 李海荣：《从文化认同到实践契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过程》，《学术论坛》2002年第3期。。有学者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解为一种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选择与文化态度，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为主题与核心，以对苏俄模式的仿效与突破为基本轨迹和线索 何美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论》，《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2 年第3 期。。还有学者通过历史层面的梳理来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含义，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理论体系本身的形成和发展来看，是“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不断“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从理论渊源或思想来源上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科学及哲学思想相融合的过程；从社会实践的维度来看是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践在理论上不断升华的过程；从理论主体视角来看，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不断探索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过程；从其迄今为止的代表性成果来看，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杨富斌：《从过程视角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5年第1期。对于从过程视角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有许多其它见解。一说它是理论与实践互动的历史过程，是一个社会实践的过程，也是一个中国人民的世界观由自在到自为的历史过程；（详见赵德兴：《从实践的向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攀登》2002 年第1 期）一说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之间的相互结合、双向建构的互动关系的形成与展开过程；（详见林默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过程和形态》，《党史研究与教学》2002 年第5 期）一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殊环境中的本土化过程，是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异化”性运用；（详见范洪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分析与深层探索》，《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3 年第2 期）等等。。

虽然始终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的界定，但对这一问题学术界也达成了几点共识，即其基本出发点和关键是从中国的国情实际出发，其理论品质是与时俱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其立足点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其核心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含政治、经济关系和优秀文化）相结合，其着眼点在于坚持、发展、创新，等等。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定位，过去还是比较明朗的，基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宣传介绍性的，属于意识形态领域，不涉及学术；一类是学术研究性的，存在许多争议 西方社会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定位与中国不同，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被“中国化”了、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费正清、罗兹曼等为代表的汉学家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是传统儒家思想的改头换面的继承和延续；窦宗仪、郭颖颐等美裔华人学者则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过就是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中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相符合的因素。因此他们都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没有必要再进行“中国化”了。由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知、理解上的歧异造成了研究中的诸多新困惑与新问题，也由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以及在西方抽象人学等思潮冲击之下马克思主义作为主导意识形态逐渐丧失话语权、马克思主义哲学合法性危机凸显等原因，许多学者提出对这一课题进行学术上的重新定位。一种观点认为，要解决“中国化”研究中的问题与分歧，需要宏观视野上的转变，就是说要获得一个新的高度，这个高度就是“现代化”；认为正是改革开放前在“中国化”定位上的偏差，才酿成种种恶果；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应沿着强调实践第一的观点，结合中国的现实条件来定位，而这种定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结构性问题 尹保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定位》，《科学社会主义》2002年第3期。。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随着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意识形态权威的消解与淡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出现简单化、庸俗化、中性化、多元化、被边缘化甚至自我放逐等不良倾向，当务之急是重建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 曹国圣：《从话语权视角看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走向》，《理论探讨》2006年第1期。，“向哲学的本性（阶级性、批判性）复归” 李志军：《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复归——当前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前提性批判》，《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学术与现实相结合，“回到马克思” 青年哲学论坛部分成员：《被边缘化还是自我放逐——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和现实性的对话》，《哲学研究》2004年第1期。，坚定“中国化”的时代立场和发展方向 朱荣英：《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多元取向与中国化的时代立场》，《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拓展视野，更新方法 郑金龙：《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若干思考》，《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2期。，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性回归与各研究视阈的恰当定位。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实现从过程性研究向规律性研究、从中国化研究向现代化研究、从回溯性研究向前瞻性研究的转化 郑又贤：《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趋势的若干新思考》，《东南学术》2004年增刊。，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定位在现实性研究；也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中国化，也是一种外来文化的中国化，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彼此相互改造、融合、指导与提升 周连顺：《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理论导刊》2005年第9期。，将之定位于发展性研究。龚育之指出，马克思主义要同中国的当代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中国化”要和“当代化”、“民族化”结合起来 龚育之：《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问题答记者问》（上、下），《学习时报》2005年4月4日 ，4月11日 。；这基本上成为理论界的主导性意见。现在，理论界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非单纯的政治性宣传，亦非纯粹的学理性研究，而是一身兼具意识形态与学术研究的双重特征；政治与学术难以截然分开但又必须保持相对分离，突出学术性；意识形态取向与学术取向可能形成一种互补结构，需要在二者之间保持适当张力。

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共三代领导集体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息息相关的重大理论问题，其提出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基础。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历史性贡献。理论界一致认为：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最先举起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大旗，奠定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础, 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明了根本的方向和途径；他正确回答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比较完整地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带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他带领人民实现了中国近代以来几代人所渴望达到而没有能达到的和平、独立和初步统一的理想，还成功地完成了在落后的东方大国通过和平途径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历史性课题, 开拓了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难题；但由于他没有从根本上认识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一度给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带来严重挫折。

邓小平正确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是当代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典范。邓小平理论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 邓小平理论则进一步使社会主义从理想更接近于实际，使人们对社会主义有了全新的认识。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革命、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的理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一国两制”理论，等等。

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确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新世纪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基本问题，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面推向新阶段，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集中的代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里程碑，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其之所以新，在于它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新创造，是站在新的时代高度、解决了新的历史课题，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中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新时期、新实践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理论形态，构成了迄今为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部历史。贯穿于其中的最重要的一条线索，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解决和回答马克思主义为何必须中国化以及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怎样中国化的根本问题，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几个重要名词解读

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事业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经典马克思主义难以解读与处置的新情况、新问题；正是在努力突破与超越既有樊篱的过程中，一些脱胎于马克思主义然而又极具时代与国情特色的新名词应运而生。

1. 特色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硕成果。社会主义前面加上了中国特色，这是邓小平的发明创造。自从1982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一词已是家喻户晓。在邓小平那里，中国特色，指的就是中国国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的就是中国国情与社会主义的结合。有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过是借社会主义之名、行资本主义之实，这是不确切的，其实质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

中国大陆学术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大致起始于中共十二大以后，十三大以后形成高潮，十四大以后又形成新一轮的高潮。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术理论性研究，一类是理解执行性研究；就学术理论研究而言，又分为总体性理论研究和所属问题的理论研究。因所属问题实在繁多复杂，难以尽言，这里仅择取一些总体性理论研究问题进行介绍。

特色理论的产生，一般都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为起始，但也有学者追溯到建国前后。一种观点认为，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西柏坡会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思想，这些思想具有中国特色；另一种观点则认为，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创立了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同时，又提出了在实践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后来社会主义初期建设的实践与毛泽东、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邓子恢等的理论探索表明，中国并没有完全照搬苏联模式，这可以看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的最初成果。

特色理论的形成，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中共十二大，这是特色理论的酝酿阶段；从中共十二大到中共十三大，这是特色理论的提出和形成阶段，十三大标志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路线的基本形成；从中共十三大至今，这是特色理论的发展和完善阶段。也有学者认为，特色理论的形成，经历了1949年的播种、1956年的发芽、1957年之后的夭折、自1978年开始的重新萌芽、1982年的育苗、1987年的拔节和1992年的成长的曲折历程 高放：《党的十四大在理论上的贡献——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2年第4期。。

特色理论的基本观点，在于三个“一”：一个精髓，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个主题，即社会主义本质和怎样建社会主义问题；一条主线，即发展社会生产力。特色理论的设计逻辑，便是始于政治、中于经济、终于政治。特色理论的科学体系，是由九个方面的基本理论构成的有机体系，包括：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论、发展阶段论、根本任务论、发展动力论、外部条件论、政治保证论、战略步骤论、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论、祖国统一论。这是中共十四大报告所做出的科学总结。

特色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它是指导中国进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针和指南。中国的社会主义究竟有哪些特色？一说为“十特色说”，即国体特色：坚持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体特色：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党制度特色：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所有制结构特色：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经济运行机制特色：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分配制度特色：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思想文化领域特色：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继承和发扬祖国优秀文化遗产，借鉴和吸收世界上一切文明成果，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民族关系、民族政策特色：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和发展平等互助、团结合作、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反对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和民族分裂；国家制度特色：坚持“一国两制”的构想和实践，促进中国统一大业的逐步实现；对外关系、对外政策特色：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友好关系，反对强权政治，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一说为“五特色说”，即：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全面建设与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一国两制”的社会主义，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还有一说为“四特色说”，即：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富国富民的社会主义，“一国两制”的社会主义。

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 科学发展观

在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这是对人类发展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重大突破和创新。在中国经济与社会迅猛发展，一系列资源问题、环境问题越来越牵动人心，社会公正、社会稳定等社会问题也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焦点的背景条件下，“科学发展观”的政策取向，引起了学者们的热烈讨论。

什么是科学发展观？有学者认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包括五个方面：民本发展，这是发展的根本要求；全面发展，这是发展的多元内容；协调发展，这是发展的基本原则；可持续发展，这是发展的重要体现；统筹发展，这是发展的战略指导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课题组：《树立科学发展观要实现十个转向》，《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4年第1期。。也有学者认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的实质是要实现经济社会更快更好的发展，实际上回答了什么是真正的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在于“以人为本”。这实际上明确了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取向，回答了为什么发展的问题。坚持“以人为本”，是建立科学发展观的根本 梁明：《科学发展观的哲学思考》，《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4年第8期。。有学者对历史上的发展观进行了系统的考察，明确区分了以国民经济的增长为目标的单纯“增长”与“发展”之间的界限；认为科学发展观事实上是一种“综合发展观”，它注重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组织的关系，强调发展是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社会转型、文化变迁、自然协调、生态平衡等方面的综合。也有学者论证，唯物史观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科学发展观是唯物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应用和发展；因为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历史主体的理论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理论依据；唯物史观关于社会有机体和社会结构的理论是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发展”的理论依据；唯物史观关于人、社会对于自然界的依赖性和社会历史连续性的观点是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依据。还有学者把科学发展观看作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评价尺度体系（生产力尺度、制度尺度、人的全面发展尺度）的丰富和发展，认为它构成社会发展评价尺度体系的理论基础，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科学发展观是共产党人在新世纪新阶段解读发展现状、破解发展难题、创新发展思路的强大思想武器。如何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研究中最重要也最难的问题。有学者提出，当前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必须从思想认识上处理好五个方面的关系：第一，科学发展观与邓小平发展理论的关系；第二，科学发展观与GDP 的关系；第三，以人为本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关系；第四，科学发展观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关系；第五，科学发展观与正确政绩观的关系 龚培兴：《发展、发展观与树立科学发展观》，《党校学报》2004年第4期。。而为了落实科学发展观，用以指导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学者提出十个转向，即：从过分突出经济增长的“GDP中心论”转向保持适度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从过分突出发展的物质成果的增加、特别是GDP 总量的增加，转向更加突出地注重全面降低发展成本、减少发展代价，特别是降低资源消耗，减少生态环境成本；从实际上存在的“以物为本”真正地转向“以人为本”；从过分突出以物质资本投入促进经济发展，转向更加突出地注重以制度创新、提供体制保障来促进经济发展；从过分突出国有经济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转向更加突出地注重民本经济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使民本经济成为社会主市场经济的主要经济力量；从过分突出政府直接参与经济发展的职能，转向更加突出地注重政府通过履行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的职能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从过分突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更加突出地注重大多数人分享发展成果，提高收入分配的公平化程度，加快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步伐；从过分突出城市发展、城乡发展的相对隔离，转向更加突出地注重农村发展；从过分突出经济发展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转向更加突出地注重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从过分突出在对外开放中引进外资扩大生产规模，转向更加突出地注重通过对外开放促进结构升级，增强参与国际竞争与世界分工的能力，拓展开放发展的空间，提高整个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课题组：《树立科学发展观要实现十个转向》，《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4年第1期。。也有学者提出，要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进一步强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意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党和政府要有执政成本和社会收益的意识；要自觉地按经济规律办事；要对宏观管理树立科学调控观的要求；还需要推进各项体制改革来保证 周天勇：《进一步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理论前沿》2005年第6期。。还有学者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在于制度建设，进一步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实现“政府革命”和“政府再造”。

2) 和谐社会

自从中共十六大把“促进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和谐社会成为热门话题。如果说“科学发展观”为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的话，那么“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则更加具体地为建立一个更加幸福、公正、和谐、节约和充满活力的全面小康社会提供了价值取向。

“和谐社会”是人类千百年来孜孜以求的美好社会，也是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的理想社会。当下，理论界主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西方思想中的和谐思想、空想社会主义的和谐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的和谐思想四个方面论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渊源。那么，什么是和谐社会？

胡锦涛对和谐社会的阐述如下：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在这一界定的基础上，学术界对和谐社会的内涵进行了探讨。有学者认为，和谐社会这一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和谐社会主要是指，社会同一切与自身相关的事情保持着一种协调的状态，包括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协调、社会同经济之间的协调、社会同政治之间的协调、社会同文化之间的协调，等等。广义的和谐社会几乎就是科学发展观所关注的全部内容。狭义上的和谐社会主要是指社会层面本身的协调，是科学发展观所关注的一个相对单项的问题。人们谈论的和谐社会，一般是从狭义上而言的，即社会的各个群体能够实现良性的互动，整个社会能够表现出一种公正的状态，社会能够实现安全的运行和健康的发展 梁丽萍：《走向现代的和谐社会——访中共中央党校吴忠民教授》，《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4年第1期。。

如何构建和谐社会？有学者认为，“和谐”作为社会状态，和谐社会作为人类文明的最高理想，其构建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注重如下环节：以人为本，从我做起，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出发点；注重公平与正义，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正确处理社会矛盾，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坚持发展，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途径 舒天宾、张云梅：《关于和谐社会研究的综述》，《理论界》2005年第  期。。也有学者提出，全面贯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以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以推进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健全工作机制以维护社会稳定；这四条原则应该是当今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思路和基本途径 徐小稳：《关于和谐社会的研究综述》，《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除此之外，许多知名学人如郑杭生、陆学艺、李强、邓伟志、马克、俞可平等纷纷就如何将纲领性、原则性的东西转变成切实可行的政策，从政治、经济、社会关系、法律等方面提供了大量的对策和建议。

张奎良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提出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和谐思维。他认为，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对抗的社会里，人们的思维方式往往带有对抗性，辩证思维也带有鲜明的否定性，这容易使人们习惯于从对立和斗争的视角来思考问题，不重视对立面同一的作用，不擅长从对立面和谐的视角来化解矛盾。现在为了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形成和谐思维方式。善于从对立面中汲取有利成分壮大自己，是和谐思维的鲜明特征。促进对立面的结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方消灭另一方，而是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实现对立面的共存和双赢。郭和平则认为，和谐思维的提出只是在否定斗争哲学的意义上成立，在总体意义上，构建和谐社会可以也应该突出和谐思维，但一般地还是讲辩证思维较为妥当。他认为即使在特殊意义上，也不能对矛盾作向斗争性（对立性）倾斜和向同一性倾斜的划分或论断。李楠明也参与了论争，他强调，对和谐思维意义的理解不能仅仅囿于传统的辩证法理论的阈限内，因为它体现了对辩证法性质的全新认识和对辩证法内容的丰富与扩展。只有理解了从对立斗争的思维向和谐共处思维转换的创新性质，才能使哲学理论更符合当代历史发展的实际，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哲学理论根据和思维方法。

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还有一些重要名词，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邓小平的“北方谈话”与“晚年交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共同富裕、小康社会与全面小康社会、执政能力建设、和谐思维、“以人为本”、“劳动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等，在此不一一赘述。

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特点、规律、基本经验和教训

一般认为，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出于现实的革命斗争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业已开始；虽然早期并没有“中国化”这一提法，但在实践中已经走上了应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探索之路 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艾思奇，详见《艾思奇文集》（1），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22页。有的学者提出，五四运动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源头和起点。见王海军：《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政论坛》2001年6月号。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应该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日算起。；延安时期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的发端时期。一部中国共产党历史，既是一部革命、建设与改革史，也是一部思想解放史，同时还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学术界存在着几种不同看法。一是两阶段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分为引进阶段和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阶段；而后者又分为两个阶段，就是主要由毛泽东创立的、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核心的毛泽东思想阶段，和主要由邓小平创立的、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核心的邓小平理论阶段 张静如：《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阶段的思考》，《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1998年第1期。。二是以“实践主题的转换与解答”为标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争取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为主题，第二阶段以“把中国引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为主题，第三阶段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题 陆剑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程及当代任务》，载于《党建研究》1999年第7期。。上述两种观点事实上并没有原则性的分歧。三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三大突出成果”为标准，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阶段，邓小平理论是第二阶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第三阶段。目前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居多。四是以“时间演进”为标准，或者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分为传播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始阶段）、准中国化阶段（1921年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和中国化阶段（遵义会议后） 张步仁：《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或者将这一过程分为传播阶段、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阶段、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阶段，其间有两次曲折，两次重大发展，两次伟大历史飞跃 蒋国海：《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个问题》，《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五是四阶段论，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胜利传播的时期（“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显著成效的时期(1921—1949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逐渐教条化的时期(1949—1978年)，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的时期(1978— ) 张冀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与冲突》，《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六是过程论，或者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作一个历史的、动态的过程，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教条主义的过程，一个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罗喜江、林春逸：《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玉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或者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成一个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进行选择的过程，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中有许多内容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器”不对“用”，也有许多内容现在看来是错误的 尹保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定位》，《科学社会主义》2002年第3期。。而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最为简单也最为权威的概括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在建国以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期里，是第一次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飞跃的准备；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即：三段历史，两次飞跃，三大成果。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学术界有诸多不同的答案，但不外乎立足中国实际走自己的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解答时代课题、阶段性与逐步深入性、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波浪式向前发展、不断拓展历史脉络、领袖人物作用关键等。还有的学者从传统文化的视角考察，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有二：一是中国特有的文化土壤所提供的有利条件，使共产党人能够以传统文化的内容作为原材料和素材去构筑马克思主义理论；二是传统文化作为理论支点，以其独特的实践智慧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提供了启迪 秋石：《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求是》2002年第4期。。但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同时也是中国传统一元价值观不断影响、改造、同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因而其特点表现为：一元价值观的排他性和封闭性将马克思主义推上了顶峰地位，一元价值观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将马克思主义改造成“思想改造”的新工具，将马克思主义奉为新时代高居于一切学术思想之上的新“元学” 刘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特征》，《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总体上还是遵循着大致相若的规律。学者们的总结不一而足，基本表述为：围绕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共同主题，以解决历史性难题为前提，以客观实践成果为基础，以形成领导核心为保证，以不断创新为手段和灵魂，摸着石头过河，在不断战胜怀疑中走向成功，产生体系化的理论成果则成为必然，其理论体系日臻完善，自身生命力日益增强。

理论界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史经验，总的一条就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根本精神、坚持群众路线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根本原则、坚持开放的态度和创新精神。有些学者将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始终坚持以发展的眼光而不是静止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第二，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第三，既要继承前人，又要不断探索创新；第四，在当代中国，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把握时代的脉搏和特征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毛泽东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讨会纪要》，《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9年第1期；杨胜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和毛泽东邓小平的历史贡献》，《党的文献》1999年第2期。。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有六点：必须有高度的自觉性和持久不渝的努力；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作为基业；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线集中在对“规律”的把握上；紧紧抓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文化方面，使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气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适时地实行主题的转换；必须重视党的理论建设 陆剑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经验论纲》，《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程及当代任务》，《党建研究》1999年第7期。。有些学者提出，基本经验中还应该包括如下内容：正确展开党内斗争、防止主观与客观分离的主观主义错误，防止教条主义倾向，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 宋镜明、徐能武：《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武汉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雍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毛泽东思想研究》，2000年第6期；张焕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经验启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等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间断的历史过程。围绕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出现过许多偏差、失误和挫折，给后人留下丰富的教训与启示。中共中央党校的郭德宏 教授从宏观视野考察，将主要的教训归纳为三条：一是没有正确、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固守了其中的个别结论，甚至把一些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当作马克思主义加以坚持；二是没有准确地认清、把握中国的国情和社会发展阶段，背离了中国的国情，超越了中国的社会发展阶段；三是没有准确地认清、把握时代的特征和世界发展趋势，背离了时代的特征，脱离了世界发展的潮流 郭德宏：《近十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述评》，《党史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4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同样存在许多研究盲区、误区和薄弱环节，如研究范式的僵化、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对立、学术性的迷阵、现实性的陷阱等等。这就要求共产党人既要在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国情、时代特征和世界发展趋势很好地结合起来，同时还要在理论研究中深化学理性探讨，拓展研究视野，实现研究视角转换与层次跃迁，等等。

八、研究文献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文献，最经典的莫过于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组织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50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列宁全集》、《列宁选集》，以及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如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的著作，包括《毛泽东选集》（4卷）、《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哲学批注集》、《邓小平文选》（3卷）、《邓小平思想年谱》、《论“三个代表”》、《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等。

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极其丰富，在这里仅列举近十年来大陆出版的部分专著，以供参考。

曾乐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及其历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杨奎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商英伟等主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实践：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郑德荣：《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左用章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飞跃：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年版。

丁祯彦：《哲学的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初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杨奎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魏晓东：《契合与奇迹：中西文化碰撞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明出版社2000年出版。

李云峰、钟兴锦：《世纪回眸：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李声禄、张国新等：《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钟家栋主编：《重铸中国魂：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肖浩辉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彭继红：《传播与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1899～1921 年)》，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董启程等：《邓小平思想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发展的方法论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梅荣政、熊启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座丰碑》，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何萍、李维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许全兴：《毛泽东与孔夫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个案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张中元、王勤明主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国防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宋贵伦等主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学习与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曾长秋主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理论》，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张健明等主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丰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雍涛：《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奚广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史绍省等主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丁俊萍、熊启珍主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汪青松：《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此外，国外著作已译成中文的还有韩国宋荣培教授的著作：《中国社会思想史: 儒家思想、儒家式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综上几点，仅仅为中国大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部分情况的简单介绍，而且其中许多问题现在仍然是理论界讨论、研究的热点，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本文仅供大家参考。可以预见，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依然会是中国社会的热点问题，也会有更多、更新的研究成果出现。

【Abstract】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点介绍

Yue, Ming-Gun

马克思主义源出西方世界，却在东方社会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它是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物，却指导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它是众多西方学说中的一种，却在社会主义中国享有无上的地位和尊崇，反过来也影响了世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观感和认识。在中文中筆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入传播及其发展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作一简要介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间断的历史过程。围绕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出现过许多偏差、失误和挫折，给后人留下丰富的教训与启示。一般地說其主要的教训归纳为三条：一是没有正确、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固守了其中的个别结论，甚至把一些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当作马克思主义加以坚持；二是没有准确地认清、把握中国的国情和社会发展阶段，背离了中国的国情，超越了中国的社会发展阶段；三是没有准确地认清、把握时代的特征和世界发展趋势，背离了时代的特征，脱离了世界发展的潮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同样存在许多研究盲区、误区和薄弱环节，如研究范式的僵化、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对立、学术性的迷阵、现实性的陷阱等等。这就要求共产党人既要在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国情、时代特征和世界发展趋势很好地结合起来，同时还要在理论研究中深化学理性探讨，拓展研究视野，实现研究视角转换与层次跃迁。

【Key Words】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